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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玉成老婆,石达开、陈玉成获得对手尊重,为何李秀成却被曾国荃羞辱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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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:正式开答之前,先说一个年代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历史真事。

1940年5月23日,湖北宜昌10万军民聚集在宜昌城内外为忠烈殉国的张自忠将军送行。

该日,丧心病狂的日军战机几次低空盘旋,在侦知下面是为张自忠送葬的人群后,竟然天良发现,未予实施轰炸。

其实,就在数天前,一向傲慢自大的日军电台广播,也以无比崇敬的语调播送了他们对张自忠将军的尊敬:“张自忠司令以临危不惊、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,从容而死,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。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,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,奉上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,并将遗骸庄重收敛入棺。”

我们都知道,论凶悍残暴、论灭绝人性,日军为最。

但是,如此凶悍残暴、如此论灭绝人性的他们,却对死于他们手下的中国军人表达出了如此敬意,这是为什么?

回到问题的本身。

石达开、陈玉成和李秀成都堪称世间罕见的奇男子、伟丈夫,他们的才能、韬略、用兵、见识等等都各有千秋,难分伯仲,为什么石达开、陈玉成获得对手尊重,李秀成却惨遭曾国荃羞辱呢?

我想,除了清军比日军有人性,主要是石达开、陈玉成的胆略和气度。

一种蹈汤火而赴大义的胆略,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度。

敌我双方来自不同的阵营,对于正义和邪恶的见解会有不同。

但对于军人的责任、勇气、信念、不屈不挠和牺牲到底的决心,却会由衷敬服。

——你可以打败他,但你永远也无法征服他。

石达开、陈玉成就是这样的猛士。

石达开十六岁便“被访出山”,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,二十岁封王,大渡河兵败,主动就缚。

石达开走进清营,见了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吾来乞死,兼为士卒请命!”可谓历历落落、义薄云天。

以至于陪同审判的清知府刘蓉在《养晦堂文集》里偷偷赞叹道:“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,而词句不亢不卑,不作摇尾乞怜语。”

负责全权处置石达开的骆秉章也在上朝廷的奏章中说:“其枭桀之气,见诸眉宇,绝非寻常贼目等论。”钦佩之情,实是油然而生,不知不觉,尽泻于笔端。

石达开在被处剐刑时,神气湛然,毫无惧色。时任四川省城成都保甲总局提调的周之翰目睹了其受刑全部过程,将之描述给了儿子周询,周询因此在《蜀海丛谈》一书中目石达开为天神,称:“石之死处,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。三人自就绑至刑场,均神气湛然,无一毫畏缩态。且系以凌迟极性处死,至死均默默无声,真奇男子也。”

如此奇男子、真英雄、伟丈夫也,没法让人不尊敬啊。

再看英王陈玉成。

陈玉成十四岁参军,十七岁为将,二十岁为帅,二十二岁封王,勇敢善战,喜打硬仗、恶仗,力尽势屈避走寿州,被奸人擒送清帅胜保营中。

《被掳纪略》载:陈玉成见了用保,破口大骂道“尔胜小孩,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。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,本总裁三洗湖北,九下江南,尔见仗即跑。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,全军覆灭,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,我叫饶你一条性命。我怎配跪你?好不自重的物件!”胜保想以荣华富贵来诱降,陈玉成怒斥:“大丈夫死则死耳,何饶舌也!”不久,于押解进京途中就死,时年二十六岁。

畏死趋生,乃人之正常反应。陈玉成已成阶下囚,英雄气概却没有折扣半分,指着清军统帅,摇舌痛骂,那一句“大丈夫死则死耳,何饶舌也”,更是激励了后世无数为革命信念从容就义的仁人志士,现在读之,犹感热血沸腾,则少年英雄之形象凛凛如画,如在眼前。

胜保的机要秘书张乐涛之子张祖翼著有《胜保事类记》,文中心悦诚服地称:陈玉成貌极秀美,长不逾中人。二目下皆有黑点,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。吐属极风雅,熟读历代兵史,侃侃而谈,旁若无人。

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也对陈玉成倍生好感,在《能静居士日记》中记“(陈玉成)貌甚秀美,绝无杀气”。

相较之下,忠王李秀成一入清营就惨遭曾国荃用小锥子捅、用语言羞辱,一来是李秀成曾在雨花台与曾国荃鏖战八十多天,曾搞得曾国荃非常狼狈;二来是李秀成非常配合曾国藩,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、真实用意未明的《李秀成供述》,隐有投降的迹象,为人所不屑,为人所诟病。所以,身后名声就略逊于石、陈二人了。

首先,石达开、陈玉成并未“获得对手尊重”。

赵雨生《被掳纪略》中转述目击者话称,胜保提审陈玉成时是摆足了架子,想狠狠羞辱一下对方的,结果被当众噎得下不来台才“予酒食,劝降”,这不过是一种体现胜利者“气度”的惯常做法,公认对俘虏态度苛刻的僧格林沁,在接见被他认定为“诈降”的李开芳时,也让他“盘腿而坐”、“开怀大嚼,旁若无人”,《被掳纪略》引述多隆阿私下批评胜保的话说“胜克斋真是无讲究,自取其辱”,说如果是自己就“以宾礼待之,候圣旨处分”,即对有名气的被俘敌将个人表现出一定的风度,而把恶人留给朝廷去做。这种做法在当时敌对双方都很通行,李秀成素来宽大且不去说,陈玉成对被俘的安徽巡抚李孟群也是这样,自己一直当客人养着,忍受不了时就弄来一道天王诏旨给处置了,洪仁玕被俘时最初落到陈营官手中,后者态度粗暴,他就出言顶撞,后来江西布政使席宝田“出见,以礼待之”,他也礼尚往来。席说自己曾杀死一个被他认为是佑王李远继但不肯承认的人,“不若尔直认为好”,表明对“有身份”的俘虏“以礼待之”,把“国法”和私刑分开是一种当时被公认为有风度的“游戏规则”,是受到双方不成文认可的,胜保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,后面的软话只是找台阶给自己下,因此才会被同僚奚落,且他后来固然私放了陈的两个弟弟(这同样超出了“游戏规则”之外,因为逾越了国法许可范围),但也很没品位地接收了陈的一个妻子(陈可远不止一个妻子)。

石达开是押到成都第二天就被凌迟处死的,提审本身就带有“验明正身”性质,骆秉章那些话无非是场面话,默认石坐而不跪也无非不想横生枝节(因为一同坐堂且地位更高些的成都将军崇实公认“言辞木讷”,容易被人抢白,有失体统),此前从大渡河边一路递解,沿途官员接送殷勤,则一方面是“游戏规则”和“名人效应”,另一方面也有“送瘟神”性质——你别在我一亩三分地出事就是我的恩人了。

李和曾九有八十多天雨花台围攻的旧恨,当时曾国荃孤军深入,形势危急,一度窘迫到饮粪汁解渴的地步,此刻终于获胜并抓住仇人,拿锥乱刺是喜极而失态的表现,因此连赵烈文等人也感到不成体统,后来弄俩笼子把李秀成、洪仁达装起来则是余怒未消的表现。曾国藩匆匆赶来后转而采取“日食资云”的“游戏规则惯例”对待,一方面是自重身份,另一方面也想有所收获,他曾让庞际云、李鸿裔等幕僚和李秀成笔谈,其中有“城中窖金能指出几处否”、“石达开死否”和幼天王等人下落等攸关其政治前途和私人利益的话题,这是他“优待”李秀成的最初目的。

没想到李秀成利用囚禁的这些日子写了本长达几万字的总结,让识货的曾国藩一方面感慨“其言颇多可采”(本人奏中所言)、“颇怜惜之”(赵烈文语),一方面也觉得他太危险了(党羽对他仍然崇拜,他活着进京可能交代出不利于自己的东西),结果采取了软顶清廷“献俘”要求,以“凌迟”的名义将他斩首的处理方式,应该说,这是一种公私兼顾的油滑做法,于公能搪塞朝廷,于私,自己利益得到保障,对李秀成个人也交代得过去,所以李秀成最后才会表示感谢,“欢乐归阴”,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活不成且多半不得好死,如今至少不用死那么痛苦了。

顺便说,对于重要俘虏给予“礼遇善待”也有另一个作用,即让他以为还有生路从而交代更多重要情报,或在押解途中、监禁过程中不会自己绝食或寻死,“幸逃显戮”,以狠毒著称的僧格林沁活捉服毒半死的林凤祥,献俘途中就得到“医解”和“妥善开导”,目的是让他活着进京彰显“僧王”的胜利,并当众受到极刑——因此这类“优待”往往会附加上“倘无可解即就地极刑处死,以免其幸逃显戮”的注解,曾国藩不顾清廷要求提前处死洪仁达的公开理由,就是他已病到说胡话的地步(口中喃喃天父天兄不止,其实洪仁达病不病都整天说这个…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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